李泽厚走完了他自由的、孤独的、美的历程｜谷雨
有很多人让李泽厚写自传，曾有一个出版社把合同都寄来了，那份合同在他的抽屉里放了很多年。杨斌告诉我他曾主动请缨为他写传记，李泽厚说：“我除了学术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书而已。”
在生命临近终点前的几天里，91岁的李泽厚先生依然做了许多事情。
他修改了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《伦理学新说》的序，他不会用电脑，都是手写，用红笔和黑笔在纸上增删了十余处文字，把一些表述变得更谦和。比如，“（本书）具有重要的意义”改成“或有重要的意义”，然后拍照发给了帮他处理出版事务的马群林。年纪大了，他的手老打颤，拍照总糊，马群林建议让家人替他拍一下，但老先生性子要强，“他说不行，还是他自己来。”马群林告诉我。
在学术研究上，李泽厚一生没有助手，核对资料、查出处、翻书刊，“全是自己来。”马群林说。
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，左眼青光眼，右眼有黄斑裂孔，看书不到半小时就疼，但他还是给马群林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，拜托他帮忙找两本书，一本是欧阳凡海的《鲁迅的书》，是他小时候看过的，还有一本是何兆武的《上班记》，刚刚在香港出版。
他还收到了自己另一本书《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信》，编者杨斌跟他通了一次电话，他今年还帮李泽厚出了一本《思路：李泽厚学术年谱》增订版，杨斌告诉我，电话里李泽厚对书很满意，他高兴地跟杨斌说，“欢迎你经常来电话。”
他还给邻居、学者刘再复打了一个电话，两人多年前的一本合著被另一位学者写文章批判了，刘再复有些生气，一生与人论战无数的李泽厚很平静：“不要怕，人家怎么评价我们都可以。”
刘再复告诉我，李泽厚曾跟他说过好几次，“他说我们要有一个死亡的假设，就是我们已经死了，让人家说去吧。”
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小镇博尔德，李泽厚和刘再复做了很多年的邻居，走路10分钟就能到对方家里，他们经常一起散步、游泳，尤其是漫谈学术。曾有来访者描写过他们一起散步的地方：那是一片空旷的原野，“先是一大片绿草坪。碧绿碧绿的，有好几十公顷，像是把众多人家的绿草坪搬到这里，连在了一起。然后是一个小湖，南岸是一个狗公园，社区居民傍晚可以到这里遛狗，在湖边给狗洗澡；北岸是老年活动中心，里面有游泳池、健身房和桑拿浴房。再过去就是广漠的荒原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。在荒草丛中有一条清冽澄碧的小溪，是雪山溪流的分支在汩汩地流淌着。”
但这些年老病相侵，他们成了难兄难弟，李泽厚今年摔了好几次，有一次打碎了镜子，很长时间都只得卧床休养，刘再复在四年前中风，两个老人都出不了门了，上次见面，还是夏天。
那个假设正在步步逼近，他在国外常常感觉寂寞，以前每年都会回国待一段时间，但2017年之后因为身体原因，再也无法成行，刘再复记得，那时李泽厚跟他说：“我走不动了，要死在美国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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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30日，《伦理学新说》出版，马群林拿到了样书，他拍照给李泽厚发过去，但是没有收到回复，第二天给李泽厚寄出了四本新书。他不知道，在两天前，李泽厚又摔倒了，10月29日，他入院治疗，但当天就回了家里。李泽厚的弟子、学者赵士林告诉我，“他在医院情况不太好，他想回到家里。”
1993年，63岁的李泽厚先生在台湾花莲拜访证严法师，这位眉目清秀的女法师告诉他，人死在家里比死在医院里好，医院里是陌生人，家里是亲人。李泽厚有点困惑，佛家讲脱离尘世，为什么想要死在家里呢？但因为和对方初次见面，他没有问出口，只是想，“连那么一个高僧都有这种想法，儒家的东西无声无息渗透到了佛教里面。”
11月3日，当地时间早上七点，李泽厚因肺栓塞于家中去世。
“从学问里获得独立的尊严”
人终有一死，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
从故事的终点望向起点，这是12岁的李泽厚提出来的问题，也是他在此后的一生都试图回答的问题。1942年，上初一的他走上一座小山，山花烂漫、春意盎然，他却悚然感到自己是要死的，少年的他展现出哲人的敏感，他为这个问题惶惑不已，陷入了精神危机。他后来在《课虚无以责有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——追问人生之谜感到兴趣的最初起源，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，并且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‘人活着’而对宇宙论、自然本性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。”
也是在那年秋天，他的父亲去世。母亲和他陷入经济困难，在此后几年里饱尝人情冷暖，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：“我就是这样，不是由大富，而是由小康之家一下子坠入困顿（但也不是赤贫），我更深感触的与其说是残酷，不如说是虚伪，人情冷暖中的虚伪，所以我最恨虚伪。”
那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性格，他变得孤僻，不怎么和同学交往，那些年，他读了大量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、翦伯赞的《历史哲学教程》、葛名中的《科学的哲学》，还有周建人编译的《新哲学手册》，非常艰难地啃下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的章节。1947年，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。学校政治空气保守，有些书是禁书，学生的行李和抽屉经常被抽查，他看书都要冒很大的风险，后来他在《走我自己的路》里写道：“应该说，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，不喜欢空洞、烦琐的东西，比较注意书籍、文章中的新看法、新发现，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、讨论……这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贫困、认真、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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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，他考上北大哲学系，大多数时间也是在阅读中度过。由于买不起书，他经常挨饿进城看书，朝去晚归，在书店站立竟日。北大毕业之后，李泽厚次年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（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），当时一共只有六个人。两年之后，他参与了当时社会的美学大讨论，探讨“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”，与当时成名已久的朱光潜和蔡仪发生论战，在《论美感、美和艺术——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》一文中，李泽厚提出此后开创的实践美学最重要的观点：“美的本质离不开人，人类的实践是美的根源，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。”朱光潜后来写信给自己的朋友，认为这篇文章是批评他观点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，李泽厚一战成名，当时他年仅26岁。
初试啼声之后，社会气氛日益紧张，报纸上开始出现批评李泽厚的声音，接下来是不得不沉寂的二十年漫长时光。1971年，他被下放到明港“五七干校”劳动，他冒着风险，带上了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放在《毛选》下偷偷地看。在《悼朱光潜先生》一文里，李泽厚回忆1972年拜访朱光潜，两人只聊友情，不谈美学，一起喝酒。
李泽厚后来想，也许正是因为度过了那样沉闷的岁月，才会有了80年代的爆发。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两本书《美的历程》和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，引发了当时社会的美学热，用何兆武的话说：“几乎是独领风骚，风靡了神州大陆。”钱理群在《李泽厚与80年代》里写道，80年代拥有全局性影响的，只有李泽厚。
李泽厚后来在和弟子陈明的对话中分析过原因：美学之所以风靡，“和整个社会那种复苏的状态大有关系，所以美学的胜利是整个社会追求新的生活的胜利，所以波及、影响面很大很广……是当时社会生机的表现。
刘东是李泽厚的博士生，他向我描述了李泽厚当时有多么受欢迎，他和刘东有一次一起去北大演讲，李泽厚并不是演讲嘉宾，但是被大会主席发现了他在场，大会主席喊了一声：“今天到会的有李泽厚教授。”然后楼上楼下数千人都开始欢呼鼓掌，“然后我得保护他的生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几千个人都要签名，讲完了以后那得挤死他。”
刘东记得，那会儿知识分子思想很活跃，大家热衷于讨论各种社会的大问题，讨论阅读和写作，他和李泽厚经常会打电话，有一天晚上，李泽厚打来电话：“做什么呢？”
“我在看XX的书。”
“感觉如何？”
“太笨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学问？”刘东说。
李泽厚哈哈大笑，“这样的人只能做学问了，要做生意还不赔了？”
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们每天都要打两小时的电话，聊美学、阅读、历史、文化。经常争辩，“李老师需要一点对他的反驳意见，他才快乐的，你要说李老师说什么都对，那有啥意思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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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东记得，李泽厚喜欢涉足很多领域的知识，文史哲、政经法、人类学、社会学，“没有哪一个专业是能够控制住他的，他喜欢关心各种事儿。”
后来，刘东走上了学术道路，成为国内重要的哲学学者，他还是总想起这段时光和李泽厚对他的影响，“以追求学问本身的快乐为快乐，而不是说写了什么东西换什么东西为快乐，换了也好，不换也行，那是一个外在的偶然的，但是做学问是必然的。”他告诉我，李泽厚没靠关系，“他是唯一一个就是靠自己去思考问题，自下而上地获得了声望的这样一个人……他就是喜欢做学问，以做学问获得一种独立的尊严。”
这种独立的尊严在他62岁离开中国赴美时，也依然葆有。1993年至1997年，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哲学系担任客席讲座教授，一年开三门课，用英文讲授中国思想史、美学、论语，在此之前，他的英语只有初二的水平，但他努力学习，很受学生欢迎，他说：“我小赤佬是空拳打下天下。”
学者严锋在李泽厚先生去世之后发了微博，在他印象里，“那个时间段出去的人知识人不少，无以谋生，都是挂个访问学者、客座研究员什么的名义，领一些资助，这也情有可原。只有李泽厚先生不吃老本混圈子，担任正儿八经的教职。”
2010年接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采访时，记者问李泽厚，“80岁了，觉得自己的生命够丰富吗？”他说不丰富，但是在同一代人中，他争取了最大的自由。他对自己很满意的地方是，“60岁到国外去，又打了一个天下……还用英文上课。我的英文不好，这很不容易，我居然克服了。我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，不依赖任何人，这也很满意。”
“他是最会制造孤独
和最害怕孤独的人”
李泽厚晚年，赵士林经常去博尔德拜访他，他住在一栋三层的小楼里，布置得并不奢华，却很温馨，有一面很大的照片墙，都是李泽厚和家人的合影，照片看上去都有些年头了。那些照片里并没有李泽厚成名后出席正式场合的照片，大都是一家人出去旅行时拍的。
和客人聊天的时候，李泽厚会坐在一个蓝紫色的沙发椅上，它有着舒服的靠背，李泽厚可以靠上去。赵士林告诉我，即使到了八九十岁，李泽厚的思维依然很活跃，跟他聊的也都是很新鲜的信息，“有时候有些信息我不知道他都知道的。”李泽厚努力跟上这个时代的诸种变化，会跟赵士林聊“国际形势、国内形势、中国的发展前景、比较伦理学问题等等，他总是希望中国能够进步文明，在文明的道路上能够继续往前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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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家里常年订一份《科学美国人》，还有一份脑科学杂志《Mind》，他一直看，但物理学、宇宙学看不懂，也没兴趣，他对科技、医学和考古感兴趣，在一次采访里他说：“与当代大哲如海德格尔等人对现代科技多持摈弃和悲观的态度不同，我一直乐观地关注当代科技，并企望不断有新的突破。”
李泽厚的状态正如他的一位弟子杨煦生所说：“把自己的生命置于这么一种情态，让生命成为一种跟时代共同历险、共同焦虑的过程，正是李泽厚的特点。”
然而赵士林还是能感觉到某种落寞，李泽厚的生活被圈于这栋小楼里，他记得李泽厚经常跟他说，自己可以交流的朋友很少，几乎没有，“而且他确实是一个不善于交往的人。”
在《世纪新梦》一书中，李泽厚曾自己描述过这种寂寞，“且说我这痴呆老人，近几年来几乎每日都散步在这异乡远域的寂寞小溪旁，听流水潺潺，望山色苍苍，不时回忆起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情景：遥远得恍如隔世，却又仍然那么真实。那些被剥夺的青春时光是多么值得惋惜啊，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。”他也谈到自己“在异域异常寂寞，更难得有来自家乡的音讯”。
某种程度上，这也并非仅因远离故土。他所写的唯一一首新诗发表于1987年，而那首诗的题目便是《孤独》，“他是最会制造孤独又最害怕孤独的人。”刘东说。
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孤独。自1992年赴美之后，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伦理学上，“两种道德”“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”“理性化的巫传统”“情本体”“度作为第一范畴”等概念，为思考世界和中国从哲学上提供了视角。他对于自己这些新的理论和概念很有自信，认为它们已经超越了自己赖以成名的美学，他把《人类历史学本体论》《伦理学新说述要》《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》列为自己最满意的三本书，《美的历程》并不在此列，在《伦理学杂谈——李泽厚、刘悦笛2018年对谈录》里，他说：“我的伦理学，比我的美学可能更简明清晰。”
但在国内参与编辑出版的马群林感受到的则另一种氛围，“李先生最看中的是他出国以后，七十岁以后的书，但是这些思想，响应的人少。”刘再复则告诉我，“连反对的声音都很少。”
比起依然卖得红红火火的《美的历程》，马群林说，“后来这些书只能叫常销书，不能叫畅销书了。”
李泽厚也会时常表达没有知音的遗憾，“他最希望就是，他提出这个东西，别人接住，因为他的东西都是提纲性的，只是指出一个大方向、大框架，他希望有人接住，之后进行创造发挥，但这方面人很少。”马群林说，不过也能想得开，李泽厚90年代曾说，这是一个“学问家出现，思想家退出”的时代，马群林记得，李泽厚跟他说过：“他对他的东西的现在，就是不乐观，但是对它的将来，我非常放心。”
8月1日，余英时去世时，李泽厚写了一副挽联，
惊闻噩耗，匆改名联，以志哀伤，不计工拙。
著述之精，助人之勤，我愧不如兄长；
和而不同，交淡如水，同期无负平生。
英时吾兄千古
李泽厚敬挽
在国内的刘东看到这副挽联时，内心有一丝不祥的预兆，李泽厚和余英时同岁，他还记得80年代时，一群人在李泽厚那里聚会，李泽厚的妻子烧饭，刘东端菜，桌上有当时的学者孙长江、庞朴、汤一介，这些学人们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一个一个离开这个世界，“李老师是唯一幸存的一位了”。他当时想去美国看看李泽厚，但因疫情未能成行。
“很难受，没赶上。”他说。
生前有很多人让李泽厚写自传，曾有一个出版社把合同都寄来了，那份合同在他的抽屉里放了很多年，杨斌告诉我。他曾主动请缨为他写传记，李泽厚说：“我除了学术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书而已。”
李泽厚没有留下遗言，他生前联系了冷冻大脑的机构，捐了8万美金，他交代好了自己的妻儿，希望能在死后冷冻自己的大脑，等到几百年后脑科学发达的时候可以进行研究，期待能从大脑里发现文化的残迹，以证明自己的积淀理论，“那比我所有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。”
◦ 实习生王帆、祁佳妮亦有贡献。